据传金瑞鼎盛,下周要开城市工作会议,可能重启2015年棚改货币化。
中国城市发展的每一次重大转向,都伴随着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。新中国至今,我们一共有过四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,勾勒出城市化的演进轨迹。
前面两次在困难时期后,分别是1962年和1963年,两次会议聚焦“收缩城市规模”,通过限制人口流入、关停低效工业,将城市发展纳入计划经济轨道。
试图缝合城市和农村的裂痕。
1978年的第三次会议首次提出“控制大城市规模,发展中小城镇”,开启了城镇化的新篇章。深圳、珠海等特区的设立,以及乡镇企业的崛起,让城市从“生产单元”向“经济引擎”转型。
1978-2015年间,中国城镇化率从17.9%跃升至56.1%,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。
2015年的第四次会议,祭出“货币化棚改”大招。通过央行向地方注入资金,580万户棚户区居民获得现金补偿,三四线城市房价两年翻倍。这场“拆旧换新”运动,不仅消化了库存,更催生了、融创、碧桂园等巨头。
盛宴过后,部分城市陷入债务压力,为今日的风险埋下引线。
四次会议,四次转型。从计划管控到市场激活,从生存导向到发展优先,城市始终是经济的晴雨表。
2015年的棚改金瑞鼎盛,更成为房地产黄金时代的“最后晚餐”。 之后,房住不炒的四字真决,结束了这一个历程。
全国房价平均跌了30%。
但是,经济是有惯性的,依托土地、地产、债务、基建、经济的循环逻辑,很难在短时间完成转型。地产也成为城市发展不可动摇的核心。
2023年起,多地推出“房票安置”政策,试图以“以旧换新”替代现金补偿,避免债务泡沫溢出。表面上看,这既消化了库存,又避免了资金外流,但实际操作中却漏洞百出。开发商为回笼资金,往往要求房票购房者额外支付部分现金,导致拆迁户实际购房成本反升。更讽刺的是,部分三四线城市的房票只能在“鬼城”项目中使用,形成新的资产沉淀。
杭州、成都等强二线城市,凭借优质地块和市场需求,房票去化率超60%。而东北、中西部的三四线城市,房票使用率普遍不足30%。某些城市甚至出现“房票黑市”,面值100万元的房票仅能兑换70万元现金。
妥妥的楼市金圆券。
2023-2024年,全国棚改2.0累计完成改造约150万套,仅为2015年峰值的25%。房票未能激活市场,反而暴露了地方财政困境。
关于第五次城市工作会议的传言,可能“半真半假”。方向大概率是对的,但力度又是可控的。
如今,我们城镇化率已达66%,但户籍城镇化率仅47%,2.8亿新市民的住房需求还未满足。地产的内需并未消失。这是城市工作会议的前提。
与2015年不同,此次政策肯定强调“债务可控”。
因此,未来的城市更新将呈现“三六九等”的分化格局。一线城市聚焦“拆改留”结合,如上海保留历史建筑与商业开发并重;二线城市推行“以旧换新”,杭州将城中村改造与未来社区建设结合;三四线城市则以“微改造”为主,避免大拆大建。
既延续了城市化进程,又避免了资源错配。
有一点可以肯定,房地产作为中国居民财富的“压舱石”,其金融属性无法回避,地产要么涨要么跌,没有横盘。若想稳住市场,必然重塑对房产的预期。
传闻无论真假,高质量发展的框架不会改变。因此,城市的转型不会重复2015年的故事,势必要走出一条所谓“效率与公平并重、增长与安全平衡”的新路。
虽然历史不会简单重复,但人性对财富的追逐始终如一。
在存量博弈时代,城市间、人与人的命运分野早已注定:
少数玩家的盛宴,多数城市的静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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